第一篇：

 

爱有很多种，但文坛大师钱钟书与夫人杨绛的爱情是既属于经得起爱情的绚烂，又守得住流年平淡的那种。他们都拥有倾世的才华，在精神和情感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默契，在为人方面又都给后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对于妻子杨绛，钱钟书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杨绛的爱情是深沉而专一的。

 

杨绛本名杨季康，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和钱钟书可以算是老乡。其姑母杨荫榆就是被鲁迅抨击过的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杨绛父亲杨荫杭早年参加革命，后倾向于君主立宪，受过高等教育，先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归国后成为一名律师，也曾担任法官及检察长等要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杨绛拥有着天生的气质，她面容温婉，性格宁静娴雅，喜欢读书，父亲夸她是天生的大家闺秀。1932年，她北上清华，成为研究外国语文学系的研究生。冥冥之中，爱情已经迈着脚步向她走来。

 

那一年三月，风和日丽，他们相遇了，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门口。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而杨绛则长得娇小玲珑，温婉而又活泼可爱。两个人的父亲在老家无锡又都是名士，在相似的环境下长大的两个人一见如故，他们谈家乡，也谈文学。共同的文学爱好，默契的心灵交融，性格上的互相吸引，使得他们一见钟情。

 

钱钟书第一次见到杨绛就急切地澄清道：“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如此这般，双方已然会意，他们坠入爱河，成双入对地在花前月下倾诉衷肠。“如此良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正是当年钱钟书写给杨绛的情诗之一，也佐证了他们爱情的美好。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很多的经典桥段，他本人也披露多数来自他和杨绛的恋爱经历。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得知他们恋爱的事情后，曾拆开了一封杨绛的来信，偷窥后大为杨绛的才华所折服，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亲自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杨绛，以表达对其品格的赞扬及对其未来家庭成员身份的认同。而杨绛的父亲在她的引荐下见到钱钟书后也十分的赏识和器重。他们的关系很快得到了双方家长亲友们的认同，最终喜结连理。晚年的钱钟书夫妇有个默契的约定，出版的东西都是对方给写题目，这对文学史上情深意浓的夫妇，为我们唱出了最动人的爱情赞歌。钱钟书与女儿钱瑗都早于杨绛离开人世，她深情地笔耕不辍，写下《我们仨》，让很多读者都备受感动于她切近哀痛的人生故事。

 

第二篇：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丘比特的金箭暗暗射中两人，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第三篇：

 

1932年春，杨绛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直是太容易了。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生气质上更神气。她个头儿不高但面容白晳、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受男生的爱慕。

　　

了解当时清华情况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称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许，或许天意，她等待一个人-----等待后来相识的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味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感觉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春，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里，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分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收家，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那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分。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当然最大的缘分还在于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1935年夏，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钱钟书“书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在英国留学时，杨绛生孩子住院，钱钟书独自住家里，去看望她时垂头作痴傻状：“我犯错误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隔天他又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

　　

杨绛忆说：“我们在牛津，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起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着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面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再也不搞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再也不敢画了。

　　

杨绛对钱钟书有一种挟裹着母爱的爱情。钱钟书晚年患癌症住院手术，杨绛连续几十天不离左右地陪照顾。有人劝她回去休息，她说：“钱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钱钟书吃安眠药，她也吃，虽然她当时并不失眠。这是他们夫妇俩的默契。在家时，杨绛吃安眠药，钱钟书总要陪着吃，说要中毒一块儿中。

　　

2003年，距离钱钟书和杨绛订婚70年后，杨绛出版《我们仨》，这本素净、从容、感人至深的回忆录成为超级畅销书。尘世中，有这样一个家：“爸爸（pop)是钱钟书，妈妈（Mom)杨绛，女儿钱瑗（O）。60年间缘起缘灭，60年岁月沧桑，因为爱，超越了生死。

　　

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可谓珠联璧合，是一种深度默契的、类似母子式的、非常难得的情爱模式。从现代人的要求来说，他们是自由恋爱，当年在清华园内，一个仰慕青年才俊和儒雅风范，一个钟情江南少女“蔷薇新瓣浸醍醐”的脱欲容颜和清雅气质。从中国传统的婚姻要求来讲，他们是门当户对，双方父母都是江南开明的知识分子，两人学问、天资接近。从西方星象学来说，他们是天作之合，是著名的绝配：钱钟书是天蝎座，杨绛是巨蟹座。心理上非常融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杨绛一路陪伴，挡风遮雨，钱钟书这样的书呆子能不能活那么长，能否出那么多传世之作。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也都是如此”。钱钟书在《围城》里对婚姻作了这样精辟的比喻，而他自己的婚姻却是个例外：两口子有滋有味儿一心只躲要围里。在中国现代文人夫妇中，像杨绛和钱种书这样相知甚深、相爱终身、高度默契者，真称得上人间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