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绘景——春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第二篇：

 

状物——白杨礼赞  茅盾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 “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吧？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此段要求背诵）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折磨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第三篇：

 

写人——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第四篇：

叙事——一面 阿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

 

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像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

 

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

 

 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定了过来。 “Sensei，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Sensei（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嘴里“Ha,ha,”着，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 “哪里贵？你看这纸……”

 

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

 

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

 

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说。

 

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谁？对这样一个流氓样的工人（我知道我那时的那副样子很象流氓）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 “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

 

这事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

 

“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这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第五篇：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着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的。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的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用手背一抹。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是油渍斑烂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不过是奉行公事，乐得敷敷衍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身上。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我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我一句：“xxx,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的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的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样会能够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徐先生于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徐先生教我许多作文的技巧。他告诉我：“作文忌用过多的虚字。”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文章便显着朴拙而有力。他告诉我，文章的起笔最难，要突兀矫健，要开门见山，要一针见血，才能引人入胜，不必兜圈子，不必说套语。他又告诉我，说理说至难解难分处，来一个譬喻，则一切纠缠不清的论难都迎刃而解了，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第六篇：

 

看社戏

 

王英琦

 

昏黑的天，刚生出第一窝星崽儿，女房东小桂子便咚咚上楼来了：“喝罢汤了？”

 

“喝罢了，就走么？”我一把将儿子喝剩的小半碗玉米粥夺下问。

 

“走，快去岗河村看戏哩。”桂子催道。

 

“嗳！”我旋即抱起儿子，拿过板凳，与桂子一道，沿着白生生漫着月光的乡路，汇入四乡八村看戏的人流中……

 

今晚的“草台野戏”，就搭在我居家的小刘村不远的岗河村。说是“草台野戏”，一点也不辱没了它：破的帘，疙瘩不平的台面……这种寒碜的挂着“穷村陋闾”相儿，带着浓郁乡间俗味儿的“社戏”，在某些城里人的眼中，是“野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猥杂。我自己虽说还未浅薄到对此高抬贵眼，不屑一置的地步，但一开始对豫剧，对这种土掉牙的精神实质便是一吼三叫，嘴里像含了包炸药，一出腔，便可震得风云星辰变色，三山五岳乱抖嗦。及至后来到了河南，尤其是搬到农村后，由于日深一日地听，高音喇叭日出夜伏地薰炙，竟也就听顺了，入门了，觉得出它的好，它的土、俗之韵味了。

 

我们赶到时，已是锣鼓喧天，观者如墙，开戏有一会儿了。只见戏台旁有着许多摆零食摊儿的。瓜果小糖，烤红薯，炒凉粉，各色纷呈。钱虽要得不轻贱，却不乏人买。我也要了一只烤红薯给儿，那热腾腾香喷喷的薯气，很给人一种“暖幼温贫”之感。

 

盼着这个好日子――盼着“社戏”，已很有些时辰了。刚来的那会儿，就听说此地的每年阴历九月十五是赶庙会的日子，届时商贾密集，百戏相随，热闹得不得了。

 

然而此刻我却无奈得昏了神。近台早已没了空，我抱儿正急得上钻下拱，旁边一位大嫂发了慈悲，挪了挪地方，让我进去。桂子心眼一活，也就势跟了过来。

 

我问大嫂，今晚唱的啥戏？答曰：大刀王怀女。真是个好蹊跷的戏名！我在心里好一番思量，却仍是估不透它究竟是“大刀”――王怀女哪，还是“大刀王”――怀女？

 

 我承认，我并不能听懂所有的戏文，我也不是生、旦、净、丑都耐烦看。戏剧中，我的偏好在青衣花旦。我喜爱青衣风头绣鞋，绿裙衩里露出的红里子；我喜爱花旦的兰花指、甩水袖、水上飘样的小碎步，以及不瘟不火、缠绵悱恻的唱腔。

 

儿子却喜欢看戏里的行头及翻跟筋头。只要那个抹着刮锅灰样脸的武丑一出来，他的小眼珠儿便恨不能飞出来，随着那武丑的一翻一腾一踢踏，他小人家也跟着乱动弹，瞎使劲。然而那武丑的翻筋头，却每令我心悸发怵，台面恁小且又恁不平，他要稍有闪失，一个筋头岂不砸了大家？好在我此虑纯属杞人忧天。那武丑无论怎生地翻，哪怕是来个“燕展翅”、“顺风旗”的绝活儿，却也是能贴台边儿稳稳地刹住，险伶伶地看似要掉，就是掉不下来。

 我最怕的是老生老旦出场。他们老人家只要一上台，仿佛就生了根，不磨蹭不泡上几根烟时，算是下不了台。我心烦地盯着台上的一位老生，看得快打熬不住时，霍地一阵咚咚哐哐聒动天地的锣鼓弦钹骤响，随之一个手持大刀，腰间插满了彩旗的武旦，破帘一掀上了台，碎步疾疾老道地走了一个大全台，继之一个漂亮的大亮相――我暗忖，今晚的重头戏，主角“大刀王怀女”，非她莫属了。但见她翻过青龙战袍，耍过一阵大刀后，竟直逼老生大骂而去。老生被骂得连连败退，无以招架，终于逃向后台去。我感到大欣慰，却同时生了点小遗憾，那武旦刚才指鼻大骂老生时，兰花指过于粗大了，实在少点美感。这一偶然发现，使得我在后来，老爱盯着旦角的手看，并无法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几乎所有旦角的手，莫不都粗大得有如半个蒲扇，尤其是云起手来，真能遮住半个天。

 

台下的观众却不理会什么兰花指。他们全部的审美情趣审美热忱都集中在戏情上热闹上，集中在花花绿绿的行头和唱文工武上。尤其是那个身怀技的武丑，收场大吉时一气翻了三十八个筋头，简直疯狂了台下的每一个人，笑破了清寂初寒的深秋之夜……

 

次日，锣鼓家伙响起得更早。太早还悬在西天沉着地燃烧，便已有前村后队的人，不绝地去赶戏了。

 

今晚出的戏码叫《老包坐监》。关于包公的戏，民间早已演得烂熟。最着名的当首推《铡美记》了。我小时看过这个戏的京剧，却丝毫不记得还有什么《老包坐监》。我生疑这戏绝不是包公戏的正宗嫡传，早出“五服”了。看来这又是当地人的别出心裁，生造出来的老包新传。如此编下去，包老爷不仅可以坐监，且能逃狱，乃至东山再起，挂帅讨征哩……

 

姑不论戏码怎生地瞎编乱造，台上的老包却唱得十二分地卖力，血气沸腾，声贯丹田，包括那一招一式都功夫极深，成熟到家。惜乎的是那些配角，不是唱得跟不上锣鼓眼儿，便是手脚动作不配套。好在这些小小的瑕疵，并不能打退台下看客的热情。豫剧毕竟姓豫。据说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密县有个崔庙，四个月竟连演了380个不同剧目，一时传为美谈。

 

作为中国“四大梆子”之一的豫剧，是拥有剧团最多的全国第一大剧各。它的腿最长，生命力最强。它不像京剧那么多的老框老套，也不像昆曲那样的高深古雅，它的全部特征个性，就在于它的不搭架子，不宥陈法，土极且又俗极上。由于河南地处中原，五方杂居，便在客观上形成了豫剧兼收并蓄的优点。不分调名，亦无板眼，乃“郑声之最”。有人统计，单就《朝阳沟》一出戏，便有越调、曲剧、道情和河南坠子等数种。无怪乎当地有俗谚：“一清二黄三越调，梆子戏是胡乱套。”可别小觑轻贱了这胡乱套，它不仅是豫剧的一大特点，还是迎合自己的“衣食父母”――掏农民腰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目前戏剧日渐势微的情形下，似乎还独有这个胡乱套的豫剧，未见膏肓蔫垮，不靠官办俸禄，活得有滋有味。

 

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对豫剧感到兴趣，毋宁说是对当地的人文环境――对看戏和做戏的人更感到兴趣。生成在城市，过去只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社戏，领略过那般“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肓翁正作场”的浑厚古朴的乡土气息。而今，我就寄生在这这“荒村鄙邑”，杂夹在这拨散发着泥土味葱蒜味的乡下人中，这个中的滋味，确实是越咂摸越滋味。

 

看至三分之一时，我忽地来了心血，抱儿转到了后台。说是后台，也就是一布之隔的露天空地，拥着些看稀罕的观众。其时但见伶人们有的在练拳脚，有的在念台词，旁边一个把眉毛扯得细弯弯的猫儿脸姑娘，正对镜将一只翠玉簪子，斜斜地插在油光水滑的发髻上。我来了兴致，凑上去想看仔细。这一细看不打紧，那脖上、耳根后，粗糙的皮肤，积年的老垢，全看个一清二白，说她两个月没洗澡，未必十分的错。再细看那粉墨上妆的家伙，连伪造的都不如。尤其是那胭脂，很像是廉价的广告颜色。见那猫儿脸姑娘毫无忌惮地直往脸上抹，我终于憋不不住搭腔了：“这东西对皮肤有害呵！”

 

猫儿脸姑娘一怔，望望我道：“没事儿，俺们用的就是这，惯了。”

 

话既搭上，我有意多问了几句。得知这是一个自发性的农村业余梆子剧团，哪儿有庙会往哪儿赶，东食西宿，四乡为家，有时连唱一个月也下不来。

 

正聊着，突然边上一个花脸猛地打了个喷嚏，溅到猫儿脸的颊上，姑娘愀然作色，朝那花脸打了一下。

 

“妈，他怎么也会打喷嚏？他是真人还是假人？”儿子忽然地来了精神头，指着花脸问我。

 

未待我作答，花脸上前笑摸摸儿子头道：“你猜呢？我是真人还是假人？”

 

逗笑间，我才注意到后台的另一端，支了个硕大无比的锅，锅边放着一案面条和青菜。我估摸这是给伶人们用的夜餐，却又觉得太寒酸了些。这些不经饿的面条青菜能挡什么事？能支补他们一晚上大功率的体力消耗么？

 

看出我的疑虑，花脸道：“俺们这是包场，只给钱不管饭，一场下来才三百元，不敢大吃大喝呀。”

 

 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些伶人们在台上演尽王侯风流事，替人儿女说相思，殊料，背后却包藏着生途的坎坷，世事的艰酸。混口饭吃――难哟！

 

“妈，你看，那有个小孩！”儿蓦地打断我的沉思。顺他的小手指望去，果见那边石头上坐着一青衣少妇，正在奶孩子，走上前去一照眼，竟是昨晚那个武旦――那个演“大刀王怀女”的女主角。

 

“今晚你还不上场？”我坐到她边上，老相识样地问道。

 

她看我一眼：“今晚我的戏少，后半场才上。”

 

“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出来演戏还带着？”

 

“六个月了。不带咋办，扔在家里没人带。”

 

“你又演戏，又拖着个奶孩子，太辛苦了。”

 

“没办法，就是这吃四方饭的命呗。”

 

她告诉我，她五岁便进了戏班，现在戏龄已二十年了。她在这个戏班是二号台住，平时挣的钱，除了补贴家中二老，还要赡养儿子。她的丈夫与其他女人有染，基本对她娘儿俩不管不问。

 

 这时节，那时节，那孩子兀然地又吐又拉，弄得那女戏子一身满怀。“俺这孩儿这几一受凉了，老吐老拉……”她边说边打扫身上。我帮她抱孩子当儿，留神到这孩子又黄又瘦，蔫蔫的一副没神样儿。

 

 “快，准备上场了！”这时，昨晚那个演包公的男演员急急走来招呼女戏子了。他从我怀里接过孩子，又帮那女戏子理了理裙衩，一同往台上走去。

 

第三天晚上，猎猎地起了五、六级北风。我揣了药，带了包儿子小时的裤褂，又匆匆赶到戏场，但见风雨无阻戏场又是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一村演戏，众村皆至，我似乎很能理解这些乡下人戏瘾头的之大。“百日这劳，一日之乐”，对于土生土长的他们，土梆子戏不仅是劳作之余的娱乐，且是一种文化给养，精神升华的表征。望着他们那大仰脖、圆瞪眼，全副投入的样子，我很生发一些感慨……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这“高粱棵里的玩意儿”，何以会有永恒的生命力？我似乎终于懂得了，从人生，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去搞艺术，是最原始的，却也是最本质最不朽的这一伟大真理了。

 

我找到了那位女戏子，把药和衣服都给了她。她正要答谢，我忙止住了她。我怕听那些话。那些话于我不是酬慰，反是凝重和不能承受之伤感……我又看见了那位演包公的男演员。他今晚一袭便装，好不英俊倜傥的样子。他仍抱着那女戏子的孩子，间或深情地望望女戏子，复又感激地瞅瞅我……

 

岗河村的社戏，唱足了半个月，我亦赶满了十五场。虽然，我不是每场全都看完并记下，但我肯定看到并记住了一些什么……眼下，已是寒凝雪飘的深冬了，我的心仍是满满的、怅怅的，都是戏。朝起夕宿，举目窗外清冷冷萧瑟的菜地，捧着滚烫的玉米红薯粥，我每每总会挂心起那个“飘乡戏班子”，那个女戏子和她的孩儿。也不知道，于今，他们又飘零到哪乡哪村去了，那娘儿俩，可太平大吉？……

 

第七篇：

 

鞋的故事

 

孙犁

 我幼小时穿的鞋，是母亲做。上小学时，是叔母做，叔母的针线活好，做的鞋我爱穿。结婚以后，当然是爱人做，她的针线也是很好的。自从我到大城市读书，觉得“家做鞋”土气，就开始买鞋穿了。时间也不长，从抗日战争起，我就又穿农村妇女们做的“军鞋”了。

 

现在老了，买的鞋总觉得穿着别扭。想弄一双家做鞋，住在这个大城市，离老家又远，没有办法。

 

在我这里帮忙做饭的柳嫂，是会做针线的，但她里里外外很忙，不好求她。有一年，她的小妹妹从老家来了。听说是要结婚，到这里置办陪送。连买带做，在姐姐家很住了一程子。有时闲下来，柳嫂和我说了不少这个小妹妹的故事。她家很穷苦。她这个小妹妹叫小书绫，因为她最小。在家时，姐姐带小妹妹去浇地，一浇浇到天黑。地里有一座坟，坟头上有很大的狐狸洞，棺木的一端露在外面，白天看着都害怕。天一黑，小书绫就紧抓着姐姐的后衣襟，姐姐走一步，她就跟一步，闹着回家。弄得姐姐没法干活儿。

 

现在大了，小书绫却很有心计。婆家是自己找的，定婚以前，她还亲自到婆家私访一次。定婚以后，她除拼命织席以外，还到山沟里去教人家织席。吃带砂子的饭，一个月也不过挣二十元。

 

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我有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对农村女孩子的勤快劳动，质朴聪明，有很深的印象，对她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惜进城以后，失去了和她们接触的机会。城市姑娘，虽然漂亮，我对她们终是格格不入。

 

柳嫂在我这里帮忙，时间很长了。用人就要做人情。我说：“你妹妹结婚，我想送她一些礼物。请你把这点钱带给她，看她还缺什么，叫她自己去买吧！”

 

柳嫂客气了几句，接受了我的馈赠。过了一个月，妹妹的嫁妆操办好了，在回去的前一天，柳嫂把她带了来。

 

 这女孩子身材长得很匀称，像农村的多数女孩子一样，她的额头上，过早地有了几条不太明显的皱纹。她脸面清秀，嘴唇稍厚一些，嘴角上总是带有一点微笑。她看人时，好斜视，却使人感到有一种深情。

 

我对她表示欢迎，并叫柳嫂去买一些菜，招待她吃饭，柳嫂又客气了几句，把稀饭煮上以后，还是提起篮子出去了。

 

小书绫坐在炉子旁边，平日她姐姐坐的那个位置上，看着煮稀饭的锅。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你给了我那么多钱。”她安定下来以后，慢慢地说，“我又帮不了你什么忙。”

 

“怎么帮不了？”我笑着说，“以后我走到那里，你能不给我做顿饭吃？”

 

“我给你做什么吃呀？”女孩子斜视了我一眼。

 

“你可以给我做一碗面条。”我说。

 

我看出，女孩子已经把她的一部分嫁妆穿在身上。她低头撩了撩衣襟说：

 

“我把你给的钱，买了一件这样的衣服。我也不会说，我怎么谢承你呢？”

 

我没有看准她究竟买了一件什么衣服，因为那是一件内衣。我忽然想起鞋的事，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便鞋呢？”

 

这时她姐姐买菜回来了。她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很注意地看了看我伸出的脚。

 

我又把求她做鞋的话，对她姐姐说了一遍。柳嫂也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哩，你的钱可不能白花呀！”

 

告别的时候，她的姐姐帮她穿好大衣，箍好围巾，理好鬓发。在灯光之下，这女孩子显得非常漂亮，完全像一个新娘，给我留下了容光照人，不可逼视的印象。

 

这时女孩子突然问她姐姐：“我能向他要一张照片吗？”我高兴地找了一张放大的近照送给他。

 

过春节时，柳嫂回了一趟老家，带回来妹妹给我做的鞋。

 

她一边打开包，一边说：

 

“活儿做得精致极了，下了功夫哩。你快穿穿试试。”

 

我喜出望外，可惜鞋做得太小了。我懊悔地说：

 

“我短了一句话，告诉她往大里做就好了。我当时有一搭没一搭，没想她真给做了。”

 

“我拿到街上，叫人家给拍打拍打，也许可以穿。”柳嫂说。

 

拍打以后，勉强能穿了。谁知穿了不到两天，一个大脚趾就瘀了血。我还不死心，又当拖鞋穿了一夏天。

 

我很珍重这双鞋。我知道，自古以来，女孩子做一双鞋送人，是很重的情意。

 

我还是没有合适的鞋穿。这二年柳嫂不断听到小书绫的消息：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还是拼命织席，准备盖新房。柳嫂说：

 

“要不，就再叫小书绫给你做一双，这次告诉她做大些就是了。”

 

我说：“人家有孩子，很忙，不要再去麻烦了。”

 

柳嫂为人慷慨，好大喜功，终于买了鞋面，写了信，寄去了。

 

现在又到了冬天，我的屋里又升起了炉子。柳嫂的母亲从老家来，带来了小书绫给我做的第二双鞋，穿着很松快，我很满意。柳嫂有些不满地说：“这活儿做得太粗了，远不如上一次。”我想：小书绫上次给我做鞋，是感激之情。这次是情面之情。做了来就很不容易了。我默默地把鞋收好，放到柜子里，和第一双放在一起。

 

柳嫂又说：“小书绫过日子心胜，她男人整天出去贩卖东西。听我母亲说，这双鞋还是她站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孩子，一针一线给你做成的哩。眼前，就是农村，也没有人再穿家做鞋了，材料、针线都不好找了。”

 

名家叙事散文4篇小学作文-初中作文-高中作文-中考作文-高考作文-节日作文及各类中小学生作文

 

她说的都是真情。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以后，这种鞋就不存在了，长期走过的那条饥饿贫穷、艰难险阻、山穷水尽的道路，也就消失了。农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小书绫未来的日子，一定是甜蜜美满的。

 

那里的大自然风光，女孩子们的纯朴美丽的素质，也许是永存的吧。

 

第八篇：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