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一天，王映霞独自到学校去把儿子郁飞接出来看了一场电影，告诉孩子自己明天就要回国去了，以后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心酸的。不幸婚姻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留在孩子心上的阴影也许一生都不会抹去。随郁达夫夫妇在新加坡读书的郁飞是郁达夫子女中同父母相处最久、也是最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位。1992年，郁飞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郁飞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当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这首凄婉的离别诗今天读来依旧令人为之动容，但王映霞却在其回忆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郁达夫究竟有没有给王映霞饯别?《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是不是郁达夫的“凭空之作”?我们不得而知，如今两位当事人均已过世多年，这个谜团只有留待后世去研究考证了。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的心情是极为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一直认为王映霞确实与许绍棣有不正当关系，他给朋友的信中仍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另方面，毕竟王映霞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黄浦江边的一见倾心，西子湖畔的红袖添香，经常闪现在郁达夫的脑海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五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戴笠与郁达夫虽是同乡兼同学，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与郁达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自己也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气质风度皆佳，颇为引人注目。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后来可能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19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作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当时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震动了整个山城。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经历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对婚姻、感情的认识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晚年她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要求倒也不足为过，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她比作苏东坡的侍妾朝云，并且从来没有和原配夫人离婚，王有这样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几角钱的便宜货。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与王映霞相敬如宾的钟贤道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1980年代初，王映霞在老朋友的鼓励下，秉笔书往，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等文化名人交往的文字。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将与郁达夫来往的书信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还撰写了《王映霞自传》《我与陆小曼》《我与鲁迅和许广平》《我与郁达夫》《我与丁玲》《岁月留痕》等回忆性文字，在大陆、港澳台等地结集出版或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
 

　　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王映霞在台前后逗留了3个月，期间会见了多位亲朋故旧并专门拜访了30年代的旧交、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陈立夫寓所位于台北士林区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坡上，当王映霞步人客厅时，时年92岁高龄的陈立夫甩掉拐棍趋步上前，作个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王映霞含着眼泪细细打量陈立夫，只见这位当年儒雅风流的故交已须发皆白。老友重逢，他们沉浸在逝去的岁月中，陈立夫谈到50多年前他们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黄昏，胡健中在西湖孤山南麓的“楼外楼”为来杭州休假的陈立夫洗尘，胡健中特邀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作陪。陈、郁、胡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才子，面对桂子飘香的西湖，品尝着远近知名的醋鱼，大家谈诗论道，尽欢而散。陈立夫还兴致勃勃地忆起台儿庄大捷与武汉会战期间，两次与郁达夫见面长谈的往事，对郁达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见面后的第二天，意犹未尽的陈立夫让秘书送来了赠给王映霞的条幅：“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属，陈立夫时年九十二。”老先生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老友的深深叮咛，令王映霞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访台归来后，一直在上海独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伤骨，从此搬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回顾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

 

第二篇：

 

　　1927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达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从而对其疯狂追求。王映霞在经过犹豫、困惑、烦恼，以及兴奋和举棋不定后，终于扛不住郁达夫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在诗人柳亚子眼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数年后却反目离婚，上海从此徒留下对这双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追忆。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孙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孙家、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年18岁的王映霞，不由对其一见倾心，就此展开疯狂追求。
 

　　郁达夫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那天孙百刚对郁达夫的表现，也感到有点奇怪。比如郁请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叫汽车？他打算请大家去什么大饭店？再说即使坐汽车，大家一起出去，街口就是汽车行，为什么一定要把车叫进来，弄得排场十足？尤其是孙还回想起，“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

　　

　　譬如说：他向来是见陌生女人，常会露出局促不安的腼腆的样子；可是今天掌华（孙百刚妻子）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似乎很是熟络。再譬如：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内行，不愿给人家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如对黄包车夫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而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则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一络大派，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来，似乎都有点异常”。
 

　　看罢电影，孙一方面看郁意犹未尽，另一方面也想还还情，便提出去南京路逛逛，晚上由他做东去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淘乐村”用晚餐。从“淘乐村”吃完出来，带着六七分醉意的郁达夫坐上汽车后突然用日语对孙百刚说的一番话，使孙百刚一下子意识到，郁达夫已经狂热地爱上了王映霞。

　　当时郁用日语对孙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带着微醉用王映霞听不懂的日语说出这番话，显然郁达夫是在试探孙百刚的态度。但孙百刚只是巧妙地回了句，“你是在做小说吗？”郁达夫说，“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也许是酒喝多了，车到尚贤坊，临分别时，郁声音打颤地说，“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郁达夫果不食言，第二天下午，他在“卡尔登”出席了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后，于晚上以送还孙百刚放在他那里的译稿的名义到尚贤坊孙家，不仅得以与王映霞“再会再会！”而且把她约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泰丰酒馆”吃饭。郁当天日记记载：“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又云：“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此后郁达夫除了频频给王映霞写情书，更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其缠绵绯恻、露骨率真、点点滴滴、尽皆托出。
 

　　而据王映霞自述，郁达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达夫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
 

　　当时别说王映霞，就是孙百刚夫妇也没有意识到，郁达夫这天心情这么好，兴致这么高，多半竟是冲着他一见钟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后一连数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再会”王映霞。17日，约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毕送王回尚贤坊；18日郁日记记载，去尚贤坊访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约半小时，“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9日，郁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王映霞她们外出看电影。看罢电影，又去吃夜宵。
 

　　郁达夫魂不守舍的情状自然瞒不过周围人的眼睛，当然，也许郁根本无意瞒大家。但人们多不赞成他追求王映霞，尤其是孙百刚夫妇。孙百刚曾对妻子孙掌华说，郁达夫有妻子叫孙荃，“是富阳一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他们已经有儿女了”。孙掌华惊讶道，“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寻人”。为此，她还委婉地问过王映霞，对郁达夫怎么看？王映霞开始一言不发，最后说了句：“我看他可怜。”得知王映霞这样说，孙百刚觉得应该对郁达夫提出忠告了。
 

　　这天早晨，孙百刚来到郁达夫住处，规劝他道，达夫，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定会毁了你现在安宁平静、快乐完满的家庭，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写小说可以不顾一切，热情奔放，遇到现实的切身大事，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倘若爱她，就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再说你和她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日久终有影响。我作为清醒的旁观者向你忠告，希望你郑重考虑，千万不要孟浪从事！但是郁达夫根本听不进去。两人不欢而散。

　　

　　孙百刚回家后又找王映霞谈话，希望她拒绝达夫的追求。这样既解除了他的烦恼，也不影响你的前程。
 

　　王映霞回答道，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只怕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
 

　　孙百刚从王映霞话中听出她的犹豫，但他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于是他建议王映霞最好回一趟杭州，把目前事情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而此时的郁达夫已深陷在对王映霞的炽烈爱恋中。他于20日又去尚贤坊访王映霞，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尤其是当郁达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后，曾疯狂地乘上火车一路追到杭州。因寻她不遇，一度曾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绝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浇愁，喝得烂醉；还吸食鸦片，以图麻醉自己。清醒后，便奋笔给王映霞写情书。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达夫，婉转地批评他不该去杭州找她。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达夫，但后者觉得信中“一点儿内容也没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郁才觉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炼我，看我的诚意如何”。于是郁达夫向王映霞开始新一轮情书“轰炸”。2月25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信，请他去尚贤坊一见。郁当日日记记载：“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教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可以说，至此，郁、王的恋爱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折。这时候，郁达夫突然产生纠结。他在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
 

　　但是甜蜜的爱之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而在王映霞这边，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在行动上似乎也出现了迹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贤坊，借住到一位同学那里。反正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有了突破。其间郁达夫也曾因感到与王映霞相爱有“一点罪恶”感，便自欺欺人地于3月4日致信王映霞说要中断两人关系。但5日上午，当王映霞如约出现在他面前时，郁达夫有的只是喜悦，昨晚作出的“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那天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第二天，郁达夫在写给王映霞的情书中，附上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写道：“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在日记中说，诗“系记昨天事的”，“因为我昨天约她上欧洲去行婚礼，所以第一首说到了五湖泛舟的事情……”7日，他们又幽会。郁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
 

　　郁还说王映霞这天还激励他做一番事业，更劝他去革命。并说“今天的一天，总算把我们两人的灵魂溶化在一处了”。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郁达夫追王映霞之事，终于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励也确实给郁达夫带来勇气和力量。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给予掩护的。显然由于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
 

　　于是，6月5日，他俩假杭州聚丰园菜馆，举行订婚仪式。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请了两桌客，“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王映霞语）至此，郁、王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事件总算尘埃落定。到了这一步，人们也只有祝贺他们了，包括孙百刚夫妇。
 

　　婚后，郁达夫最初与岳母同住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租下毗邻的嘉禾里1476号底楼一间老式房，于3月底迁入。8月，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王映霞后来在《半生杂忆》中写道：“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
 

　　囿于当时的政治因素，郁达夫和王映霞住在嘉禾里的地址没有向朋友们公开，信件均由书局转。当时王映霞已怀孕，她写道：“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郁达夫一度患上伤寒，后转黄疸。其间王映霞经常做营养食物给他调理，使郁得以尽快康复。郁的生活也上正常轨道，北新书局给他出的全集先后发行，拿到不少版税。加上平时再写些作品，也有稿费收入。经济有了起色，小日子过得越加有滋有味。后来亲朋好友知道这些，也很为他们高兴。郁飞、郁云出生后，孙百刚曾去嘉禾里看望过他们，王映霞还特地去买了菜，留孙百刚吃饭，孙也真切地感受了他们的甜蜜生活，并为他们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日记九种》不尽是缱绻缠绵的喁喁低语，同时也有郁达夫作为进步作家对时局所表白的立场和发出的声音。郁达夫从广州来到上海仅三个月，就迎来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占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但当他察觉这一革命成果有被异己者篡夺的危险时，即在这“方向转换的途中”写出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发表于《洪水》半月刊。指出当前的革命已处于“一个危险过程中”，要大家警惕那些从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的新军阀、新官僚和新资产阶级。他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的发表，也为他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但他并不动摇。
 

　　尤其是1927年10月初，老友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郁达夫更是喜出望外，从此他更是坚定地与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他和鲁迅联合创办的《奔流》月刊，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鼓舞很大。阅此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时可见郁达夫或一人或偕王映霞访鲁迅的记载。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呆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

　　

　　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
 

　　郁达夫、王映霞的此后的情感里程，最后果然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俩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了12年情缘的结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笔抗日的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王映霞后来则以耄耊之年，在杭州“叶落归根”。